异地恋说唱伴奏-尊龙官方网站

异地恋说唱伴奏？如果你对这个不了解，来看看！

野孩子，那些固执唱歌的中年人｜新京报x乐队的夏天,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新京报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异地恋说唱伴奏1

乐队合照。成员从左到右分别是：手鼓：王国旭、吉他：马雪松、打击乐：武锐、主唱/吉他：张佺、手风琴：郭龙。野孩子乐队供图

在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里再唱起《黄河谣》，张佺觉得跟每次演出时候演唱一样，就像是舞台上的仪式，表演前心里总会有期待，精神也要更集中。有时候排练到一半要练这首歌，大家都会先休息一下，把各方面都调整好再唱。这首20多年前因为身在杭州思念家乡兰州而写的歌，几乎成为了所有兰州人的公共记忆，也伴随着野孩子这个乐队20多年的更迭，总是携带着很多信息，甚至渐渐与歌曲本身脱离了关系。 张佺说希望下次演出的时候，会唱的朋友能一块儿唱，这样这首歌才会更有意义。

野孩子在《乐队的夏天》中唱《黄河谣》。视频截图

在最新一期《乐队的夏天》1v1改编赛中，野孩子并没有按照节目组的规则改编曲目，而是选择了唱自己喜欢的歌，最终退赛。对于这个选择，张佺有自己的看法：“每个人对国风的理解不一样，我们想唱一首真正的国风。我们希望一首歌的改编过程能让我们有良好的精神体验，有一些东西我们不愿意去触碰，因为那些东西正在毁掉我们最基本的音乐审美。”

这支成立了20多年的乐队有太多的故事了，每谈到一个话题，成员都会不自觉的感叹一句“这段很长很复杂啊”。本文根据乐队发展的几个重要地理坐标挖掘故事，关于他们的音乐、他们的事，还在漫长的时间和庞大的音乐世界里等待被一次次倾听和发现。

【兰州】

小城、乐器、注定的相遇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不满20岁的张佺在青海省门源地区做长途公交汽车售票员。难得离开自己的家乡兰州，张佺期盼着车能一直往前开下去不要停下，期盼着去更远更远的地方，有时候甚至会忘了自己是一名售票员，而更像一个面对着全新未知的旅客。

但是长途公交汽车的线路只有几条，很快张佺就产生了厌倦。直到认识了几个会弹吉他的朋友。那个年代吉他正流行，虽然不是人人都会弹，但经济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家庭几乎家家的墙上都挂着一把吉他。在枯燥的西北生活里，吉他弹唱一两首歌是最大娱乐，也是骄傲的事情。

门源旁边有一个劳改农场，里面不乏从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来的犯人，他们隔着高墙分享流行音乐，还有自己创作的囚歌，也为门源带来了特殊的“都市气息”。

张佺最早学吉他，就是跟单位里一个劳改农场释放的人员，对方冲着他的诚意，教了一些基本手法，没想到张佺练得特别认真，经常听着收音机和磁带扒谱子，业余时间全扑在练琴上面。当时的张佺没有想太多，就觉得学会吉他可以弹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很多地方，模模糊糊有了这样的想法，但仍然没有具体的方向。

渐渐张佺厌倦了售票员的生活，1988年，20岁的他辞掉工作回到兰州开始四处寻找在舞厅当伴奏乐手的工作，又阴差阳错的半路改学贝斯，跟着大家一起在舞厅伴奏一些港台流行歌曲。也是在那段时间，张佺认识了曾经野孩子的另一位成员索文俊（小索）。

而与此同时在甘肃小城白银，少年张玮玮的父亲花掉大笔积蓄从广州买了架钢琴给他，把自己对音乐的梦想寄托在儿子身上，每天的课余时间都被拿来练琴。小学回家的路上，张玮玮碰到了在街上跟别人打群架、抢了自己零花钱、两家只隔着两排平房的少年郭龙。

2020年8月，张佺（右三）再次回到老家兰州。图来自受访者微博

【成都、杭州】

漂泊、挣扎、出发的野孩子

当渐渐疲倦了兰州的伴奏生活之后，张佺来到了成都，还结识了野孩子乐队的第一任鼓手周国彬，随后不久小索也追随至成都。

成都那时候物价低、餐饮业发达，张佺觉得每天都有好吃的，收入也不错，简直太好了。

那时开始有一些国外的音乐进入，成都有不少卖打口磁带和cd的店。张佺还记得刚去成都的时候朋友给他听了一支叫做casiopea的日本乐队的歌，“当时被吓坏了。兰州相对封闭，大家都是互相学习和借鉴，并没有更好的渠道去接触音乐。成都的文化更发达，听到的东西更多，所以在成都很有收获，整个过程也特别好。”

从成都开始，张佺和小索开始了乐队的漂泊生活，在每个城市少则停留一两天多则几个月，似乎跟曾经梦想的生活一步步接近了。随后又辗转到杭州，就这样从1989年到了1995年。那段时间漂泊成为了常态。

在杭州，张佺和小索每个月的收入突然变高，每个月能挣一万多。但是没过几个月大家都厌恶了充斥着醉酒和廉价歌曲的生活，觉得特别不舒服。那时候也听了很多国外的好音乐，对音乐有了自己的判断，开始觉得生活与内心的审美越来越远。张佺和小索决定离开。

唯一怀念的，是杭州的生活环境，不工作的白天和下午张佺和小索经常去西湖边，那时候西湖还没有那么多游客，两个人就在西湖边坐一下午弹琴唱歌，那个状态让几十年后的张佺回忆起来依然很难忘。

在即将离开杭州的那段时间，张佺和小索正式成立了野孩子乐队，并决定去做烙印在他们身上的带有西北民歌风格的新音乐，写了野孩子前期的一些作品。张佺为此写了一首诗《我们走吧，野孩子》，其中写道：“风雪中吹来的孩子，把无羽的翅膀，寄生在文明最糜烂的角落”；“我们走吧，野孩子，就算那条河早已干枯。”

乐队合照。野孩子乐队供图。

【北京】

沉淀、移居、拉面馆般的河酒吧

回到家乡兰州，张佺和小索用40多天的时间沿着黄河开始徒步采风，收集甘肃和青海本地的民间歌曲元素，也开始正视自己的原创音乐，试着把花儿、信天游、秦腔加入到自己的音乐语言里。在陕北的一个村子里，他们看到有两位老人头戴着毛巾双手放在膝盖上，一语不发一首接着一首地唱，受到很大的震动，后来在《黄河谣》里，他们也学习了这样的仪式感。

这种音乐的形式感动了无数人，也让很多人看到了西北民间歌曲与流行音乐融合的可能性。2013年台湾的电台节目《音乐543》邀请野孩子来录制，介绍他们的音乐是“绝不可能出现在台湾，台湾乐迷也几乎从来没有听过的。”

兰州的闭塞让他们没有停留太久，野孩子就来到了北京。

乐队在旧鼓楼大街附近的地下室住了三年。刚到北京的时候乐队好几个月都没有演出，加上之前张佺和小索都是在不同的乐队做贝斯手，新组合的乐队需要自己弹木吉他，张佺又重新拾起吉他，开始边演出边排练的忙碌生活。

2000年左右，李正凯和陈志鹏加入野孩子，也让野孩子的音乐有了更多的突破。后来张玮玮和郭龙也如愿加入了他们仰慕已久的野孩子。

提到在北京的生活，就不得不提到那个被载入民谣史上不可忽略的“河酒吧”。

最初只是为了乐队有排练的地方和能有一些收益让乐队在不演出的时候也能维持生活，张佺盘下了位于三里屯南街的这家20平米左右的小酒吧。

提到那段日子，几乎每个参与其中的音乐人都会瞬间露出笑脸。乐队成员们早晨排练、下午休息，傍晚开始营业，直到凌晨三四点。乐队成员们既是表演者，也是服务员。放的音乐和请来的乐队都是用心挑选的，张佺考虑的都是怎么把演出做好，怎么更新设备，怎么让大家更放松更舒服。西北人开的店没把赚钱看得特别重，张佺和小索经常会请大家喝酒，每天热热闹闹不知疲倦，苏阳曾经形容说那是“像拉面馆一样的河酒吧”。音乐人们则从天通苑、从东北旺各处聚过来，醉了就睡在小索家。

那段时间张玮玮每天都盼着星期三的到来。这天的河酒吧跟平时不太一样，平时的演出都是乐队排练好了来表演，星期三则是玩的时间，张玮玮和郭龙、万晓利、小河一起一半像干活儿一半像演出，每一场的表演都不一样。每个星期三来的人不多，但都是好玩的人，小河会在酒吧拍卖画，张玮玮就即兴拉手风琴弹《步步高》。

有一次舌头乐队做了一场不插电，郭龙在外地并没有看到现场，回来之后听了录音看了很多照片。那天酒吧人多到站不下，大家就站在马路上看，录音里充斥着观众的嘈杂声，热烘烘的人味儿和汗味儿，好像听到录音瞬间就能回到那个街角。

彼时还没有民谣这个词，野孩子跟其它乐队一样被统称为地下乐队，在城市最繁华地段，固执地为相同的心灵歌唱。

然而热闹的时间里，张佺渐渐发现没有时间和经历创作，做河酒吧的那几年几乎都在社交、考虑经营，太多跟音乐无关的琐碎事儿影响了乐队的发展。张佺觉得反正在北京也没什么发展，还不如去安静的地方大家先好好生活，毕竟做音乐是一辈子的事情，不如先安居乐业，把生活过好。“北京没有给我归属感，我在北京永远都会有疑问，明年我会在这儿吗？还不如早离开在另一个地方安顿下来，再慢慢做自己喜欢的事儿。”

2020年，野孩子乐队已经开启了全国巡演。图来自乐队微博

安娜伊思·马田还记得2002年野孩子受邀参加首届丽江雪山音乐节的时候，消息传到河酒吧，大家都兴奋不已，这是这支地下乐队第一次参加音乐节。在云南看到的悠然生活状态也坚定了张佺和小索离开北京移居云南的想法，河酒吧就此关闭，而张玮玮和郭龙刚刚开始了他们的北漂生活。

再回顾河酒吧，张佺和郭龙、张玮玮异口同声，觉得那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才诞生的，以后不会再有了。张佺说道：“那个年代，我们在那样的年龄，才有那样的激情跟朋友相聚、在一起讨论音乐和艺术，特别有朝气。不像现在‘丧文化’成了主流。时代不同人也不一样了。我们那个年代每个人的脸上都很有追求很有朝气。”

张玮玮则觉得，中国这么多城市，这样的酒吧有很多，只不过没人知道而已。是因为这拨人一直说说说，也有人去写，被加工美化成了那个样子。“它很好，但并不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在成都重庆贵阳上海有无数这样的酒吧，一点不比我们差，也在创造属于他们的天地。而且留恋过去没有意义，我们都特别恋旧，都想留在过去，但事实证明过去就过去了，不要眷恋。与其眷恋河酒吧，不如去走到一条江边。”

节目播出时，张玮玮拍下郭龙在看《黄河谣》。

【云南】

分别、更迭、还要继续歌唱

也是在那段时间，小索被检查出了胃癌，在2004年的10月30日去世，也最终没跟张佺汇合，第一代的野孩子乐队也因此解散。

提到小索，张佺的语气有些黯淡，他说：“在很多人的成长过程中都会有这样的经历，从小一起长大一起行走江湖的朋友，这样的友谊突然没有了，确实不太容易接受。对任何人来说都是，特别重要的支撑不在了。我差不多用了五年的时间去接受这件事情，然后才开始继续这样的音乐生活，那五年的时间我是没有任何打算的，就是承受的过程。他对我的影响已经超出了音乐的范畴，可能是全部的生活吧。我全部的生活都是围绕着野孩子，河酒吧只是短暂的插曲，一旦有这样的变化，肯定所有的一切都变了。”

在云南，张佺在昆明、丽江、大理之间辗转了几年，日子变得简单，除了练琴、学习新的乐器，也开始脱离野孩子的风格创作一些自己的歌曲。

2008年张佺开始回北京演出，慢慢的就跟还在北京的张玮玮和郭龙又组到一起，随后2013年张玮玮和郭龙也搬到了云南，彼此隔着从阳台就能翻到对方家的距离，彼此见面除了排练就是踢踢毽子。“如果按大城市的规模我们住得很近，但是按大理的规模我们还是挺远的，从我家到周云蓬家开车要20分钟，很多做音乐的朋友离我家都只要5分钟。”

现在的野孩子由张佺、郭龙、马雪松、武锐、王国旭组成。几次人员更迭，张佺觉得乐队是很特别的集体，队员之间不管是生活中还是舞台上都是互相依赖的状态存在，所以更换成员是正常的事情，但也是苦难和痛苦的，需要很长时间适应。但是另一方面，乐队也需要循环和改变，“我觉得所有乐队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旧的成员离开新的成员加入，多少年之后又回来，这些都很正常。” 张玮玮也说，这次自己没参加野孩子《乐夏》的录制，但看到这一期的现场特别感动，好像远一点更能放松下来。

野孩子乐队供图。

这些年张佺的变化不大，音乐上所有精力都放在野孩子上面，生活中有了两个小孩，“是普通的一个家庭成员和一个父亲。”乐队成员们也都各自有了家庭和不同的爱好，每周维持着两到三次的排练节奏。他说云南气候好生活舒适，但是也让人有惰性，在云南做事情总是会拖延，“在大理我已经算好的了，大部分人都把两天的事情拖一个星期。”

也是因为那份舒适，野孩子已经不像当年“最纪律”的乐队那样排练了，张佺觉得音乐毕竟是表达情感的方式，有时候可能也不需要特别高的技术，只要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感，就够了。

在采访的结尾，记者问张佺还想做多少年的乐队。他想了想，笑着说希望至少还能做10年吧，越多越好。“健康、表达能力、成员都是原因。如果这些都不在了，野孩子也就没有意义了。”

而更多被乐迷听到的，是他们那句：光阴如水，光阴如火，我们在大地上只唱一生。

新京报记者 李妍

编辑 田偲妮 校对 王心

异地恋说唱伴奏2

新京报讯（记者 耿子叶）鲜活的民间音乐走出乡土，经过专业艺术手段的再创作，居然走进了高等音乐学府。11月初，在中央音乐学院演出的“冀中乡韵的当代回响”音乐会，对于同口村音乐会的乡间乐师们来说意义非凡。同口村位于雄安新区，地处白洋淀西南边，这里的乡土音乐传承悠久，在这次演奏中，他们的曲谱一字不减，村里乡亲们听了一辈子的《赶子》与《河西钹》成了舞台曲目的主角。流淌在白洋淀的乡音，几十年来“三起三落”，一度险些失传，却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这一切，源自乐师们的艰难坚守，也源于河北大学与中央音乐学院的学者们对雄安新区音乐类“非遗”的重新发现，由此，活跃在雄安新区广袤土地上的同口村音乐会、亚古城村音乐会，开始走向大众视野。

“冀中乡韵的当代回响”音乐会现场。受访者供图

中西合奏，民间音乐成主角

“冀中乡韵的当代回响”音乐会汇集了西方的艺术音乐和中国的传统民乐，整场音乐会由六首曲目组成，分为上下半场，特别的是上半场，在民间乐师与专业团队合作中，传统民间音乐占据了主导地位。

同口村音乐会走进中央音乐学院。受访者供图

音乐会创作者刘健向新京报记者介绍了她的创作，“传统音乐在《赶子》与《河西钹》里面是‘主角’，他们的曲谱一字不减，室内乐只是配器，即传统是菜肴，我只做盘子。”

2017年，刘健进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做博士后研究，这时正赶上河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齐易组织的京津冀学者联合考察团队，全面考察雄安新区境内的音乐类非遗，得知消息，刘健也一同参与到了考察工作中。

“我希望这些非常宝贵的传统音乐文化，有一天能够以一种新的面貌、一种活态的样式，展现在更多的观众面前。”“冀中乡韵的当代回响”音乐会正是源于刘健的这个初衷。

以民间乐师为主，指挥跟着乐师，乐队跟着指挥。这场音乐会在“活态”中，展现了雄安新区的民间音乐的风采，从某种意义上讲也让传统音乐进行了二次“再生”。

同口村音乐会乐师任伯涛（左）和任伯五。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这一次西方艺术音乐作陪，当主角韵唱的经历，让民间艺人任伯五着实紧张了一把。第一次登上这样的音乐会舞台，任伯五和五位搭档同中央音乐学院乐队成员共同演绎了《赶子》。这是一首以同口村传统大曲曲牌《赶子》为主导旋律与结构编创而成的作品，呈现出民间乐师工尺谱韵唱与西方混合室内乐合作的形式。

著名作曲家郭文景对这场音乐会做出了“非常有意思”的评价：区别于一般的运用民间音乐创作的形式，完整地把民间音乐放到作品里来，是真正的民间音乐和学院派当代音乐的一种文化碰撞。

同口村音乐会，至今传男不传女

“其中的意义远不仅仅是一台音乐会。”齐易表示，这样一台音乐会，让具有冀中乡韵的音乐会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让传统乐师走了出来，有机会被更多人接受，让当地老百姓对自身文化增加认同感，外界的关注本身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强烈的支持，不同领域的人从不同角度进行刺激，这有助于传统文化重新焕发活力。

同口村音乐会，顾名思义，是一支来自同口村的音乐队伍。同口村位于雄安新区，距离安新县城约20公里，地处白洋淀西南边，村北的唐河新道及村南的孝义河由此汇入淀泊。白洋淀是河北一带独特的淀泊地区，也由此形成了中国北方一种颇为特殊的经济及社会文化，这一带的“音乐会”也包括在内。

“同口音乐会建于明末清初，由佛曲上工尺凡五六一老谱组成，笙笛管云锣器乐为主，中鼓钹伴奏。正月十三至十六出会，走街串巷奏乐，又有百姓及商家接（截）音乐，鸣鞭放炮祈求喜兴，生意兴隆安居乐业，五谷丰登，祈祷国家太平昌盛，家家放灯已驱祸灾。音乐会深得民间喜爱，由（尤）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达到了鼎盛时期，代代相传。”同口音乐会新抄的乐谱有一个“前言”，记载了这样的一段话，但始建于明末清初的表述其实还有待考证。

同口村音乐会乐器云锣。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此外，据京津冀学者音乐类非遗考察团此前调研了解到，目前同口村音乐会的会旗、旧乐器等物品，大约可以追溯到清朝晚期或民国初期。

据了解，同口村音乐会至今仍遵循传男不传女的老传统，这或已不合时宜，但乡土文化有时的确有着其执拗的一面。目前会员有第七代艺人和第六代艺人，在会成员60余人，全部为男性，韩峰任会长，任伯五、韩国芬、任伯涛、陈博岩、韩立秋、白世雄等为主要成员。

兼职演奏，村里茶叶店成练习室

韩国芬是音乐会的第六代乐师，今年57岁，从小跟着师父学艺。“最多的时候60多人跟着师父学，后来就剩我一个人，现在教过我们的那批老师一个也没了。”韩国芬告诉记者。

同口村音乐会乐师韩国芬。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几十年的演奏，让韩国芬经历了音乐会的三起三落，幸运的是，每次在音乐会快消亡的时候都遇到了转机。

音乐会没有收入来源，成员难以维持生计，当年跟韩国芬一同学艺的同龄人，自打结婚有了自己的小家需要负担，就纷纷改行做了别的。韩国芬说，“这么多年，做音乐会确实挣不到钱，加上有的人不是特别爱好这个，所以就都坚持不下去了。”

韩国芬能坚持下来全凭着一腔爱好，“就是宁可喝碗粥，也要把音乐会坚持下去。”

像韩国芬一样，爱着音乐会的还有任伯五。任伯五今年38岁，10岁时师从陈蕊老师学习吹管，1995年加入音乐会。除管子外，音乐会其他各种乐器任伯五也都精通。2009年12月9日，任伯五被认定为第一批县级“非遗传承人”；2019年7月，任伯五认定为首批雄安新区级非遗传承人。

音乐会的成员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工作，有的是建筑工人、有的在外打工、有的村委会做干部，任伯五在同口村开了一间小小的茶叶店，会里教孩子们练习音乐，没有场地的时候，他就把自家的小店当成了练习室。

平时在村里工作的会员维持日常的演出，只有遇到重要的演出时，外地打工的成员才能赶回家参与演奏。

两年前差点解散，如今成员达60余人

音乐会为何难以为继？艺人们表示，以前音乐会主要在春节、中元节的集市上以及村民的白事上演奏，会里在村民丧礼上的演奏都是免费的，乐师们靠着自己工作的收入买乐器、修乐器，维持会上的基本开销。可后来就连基本的开销也维持不下去了。村民丧礼演奏就开始象征性收800元，这800元也只用于音乐会的日常开销，会员们分文不取，但即便是这样，有时候连乐器更新和修理都不够。

2017年，音乐会再一次坚持不下去了，濒临解散的时候，韩国芬和任伯五找到了多年在北京经商返乡的韩峰，请他出任音乐会会长，以此重振同口村音乐会。

同口村音乐会会长韩峰。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韩峰本是同口村人，对音乐会有挺深的感情，至今他仍记得上个世纪50年代音乐会春节期间的“转街”活动。韩峰告诉记者，当时音乐会很“暖”，大家合得来，而且很受村民的喜爱，尤其在过年的时候，民间的老百姓特别爱听音乐会的演奏，因为“当时没电视，也没别的机会能听音乐”。

韩峰担任会长后，帮助音乐会找村干部给予支持，不仅自己出资还拉来投资，给音乐会添置乐器买会服，同时发展小学生学员，曾经学过演奏的村民陆陆续续加入到音乐会，成员从几个增加到了60余人，音乐会参与的演出也越来越多，同口村音乐会重新焕发了生机。韩国芬说：“如果没有韩会长，我们同口村音乐会就没了。”

谈起音乐传承，大学教授多次热泪盈眶

“上一代的老师父们教我们太不容易，师父交代我们的就是要把音乐会传承下去。不论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我们都要把音乐会传承下去。”同口村音乐会上的艺人们说。

为了更好地传承，同口村音乐会培养了一批男孩，他们人数较多，并且非常专注于学习音乐。为了激励孩子们学习乐曲，音乐会成员把演出费用分给每个参演的孩子，对于孩子们来说，30块钱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同时，每年暑假，任伯五等艺人还会免费给孩子们上课，从早上的晨练到韵唱到演奏，只是为了更好地把音乐会传承下去。

如今，会员们的下一代也逐渐参与到音乐会当中。音乐会成员任伯涛常带着儿子练习演奏，这次儿子还参与了“冀中乡韵的当代回响”音乐会的演奏。

一直活跃在冀中大地的齐易教授，通过对雄安新区的非遗考察获得了一手资料。看得出，齐易是一位对中国传统音乐有深厚感情的人，跟新京报记者聊天时，他每每提起传统民间音乐的传承都忍不住热泪盈眶。

“中国传统文化延续几千年，经历了朝代的更迭、战火的纷乱、政治运动的摧残，能够一直延续至今，正是这些传统文化局内人想方设法地为维护传承传统文化的生命而做出的不懈努力。”齐易说。

经过十多年在农村的工作，齐易认为这些传统文化局内人正是维护、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功臣，尽管他们身份很平凡，但他们却是在真真正正做事。

亚古城村音乐会，吸引广场舞大妈入会

距离同口村50多公里外的亚古城村，在音乐会传承中谋求了一条吸引城区附近跳广场舞的大妈们入会学习的路径。

同样活跃在雄安新区广袤土地上的亚古城村音乐会，如今就打破了传男不传女的传统，在音乐会陷入困境时，吸纳了一批爱跳广场舞的农村女性，这些人闲暇时间多，经过一段时间的连续强化练习，其演奏就出落得有模有样。

亚古城村音乐会在进行练习。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如今，在会的成员中有20多位女性成员，可以说撑起了音乐会的多半边天。

53岁的史军平任亚古城村音乐会会长，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别人的演奏，优美动听的曲调让他从此喜欢上了这古老的乐曲，于是就拜亚古城村音乐会第四代传人王志信为师学艺，1994年正式加入音乐会，2004年任会长。曾经做塑料生意的史军平，如今全身心投入到音乐会，每天带领社员练习演奏。

史军平头脑灵活、有较强组织能力，2016年，史军平又大胆做出了决定，外村来学习者也可以传授技艺，想入会的经过考核也可以加入，使得亚古城村音乐会日益壮大。

今年63岁的陈建芳，是狄头村的村民，在雄县县城住。把孩子们都带大了，陈建芳有了充裕的时间，从前学广场舞，后来便加入到音乐会学习打钹，老伴儿也很支持她的音乐学习。现在，陈建芳也经常参加音乐会的演出。

在实地走访中，记者发现，亚古城村音乐会活力较强，士气高涨。会里现在有史军平、吴保君、多兰萍等骨干乐师的鼎力合作，支撑起乐社的兴旺局面。2006年，亚古城村音乐会被批准为河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亚古城村音乐会同其他三个村的音乐会一起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史军平也于2018年被评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2009年6月，同口村音乐会被列入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去哪里演奏？民间音乐会的根基面临挑战

对于这些流淌在雄安新区田野间的音乐会而言，随着雄安新区的建设发展，经济和社会环境逐渐发生变化，在传承这条路上，同口村音乐会、亚古城音乐会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据艺人们说，现在每年能参加白事演出的数目一直在减少，一些适合演奏的民俗活动已经改变或消失，农村社会发生的变化也减少了音乐会的魅力。此外，部分曲目丢失，从艺人们的记忆中能够恢复多少旋律，目前尚未可知。

对于同口村音乐会而言，成员们各自的工作压力，不仅不能让乐队经常聚集，而且由于个人时间有限，单独练习乐器较少，这对曲目的连续性及演奏水平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为了在一个新的社会环境中生存和发展，这些乡村里的音乐会也在接受一些音乐会文化的演变。例如，使用手机、录音机等学习乐谱练习演奏。亚古城村音乐会组织者，在传统的口传心授之外，还加入了类似课堂教学的模式，而且将工尺谱与简谱结合，一个较为明显的方法为工尺谱加上标记。

另一个机遇是，音乐会被官方与学院机构认可乃至推广，传统乐师的身份认同感逐步增强，音乐会有机会应邀参加新的表演，机会增加了，从齐易、刘健到乡间的乐师们，都觉得以同口村音乐会、亚古城村音乐会为代表的雄安传统民间音乐，未来依旧可期。

新京报记者 耿子叶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何燕

异地恋说唱伴奏3

今年是北京曲剧剧种命名70周年，8月30日，作为“八月老舍经典剧目展演”最后一部作品，北京曲剧《茶馆》第三场演出在北京长安大戏院落下帷幕。而作为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曲剧《茶馆》将要开拔启程，就此拉开为期一个月7省8市16场的全国巡演。

此次在北京曲剧剧种命名70周年之际，演出的《茶馆》则是北京市曲剧团于2021年重新复排版。

北京曲剧《茶馆》于1998年首演，一经公演即获好评，曾在北京市工人俱乐部连演百场，十余万观众观看演出，创下了首都同一个剧目、同一个剧场连演百场的纪录；2001年1月，该剧受邀赴中国台湾演出，开创了中国台湾公演老舍作品的先河。北京曲剧《茶馆》在尊重原著精神的基础上，充分运用北京曲剧特有的说唱艺术手段、极富北京地方音乐韵味的唱腔，进一步挖掘、呈现剧作深刻意韵。此次在北京曲剧剧种命名70周年之际，演出的《茶馆》则是北京市曲剧团于2021年重新复排版，特别邀请原排导演顾威及原排作曲、艺术顾问戴颐生为此次复排保驾护航。巡演开启之际，新京报专访北京市曲剧团副团长、北京曲剧《茶馆》中“常四爷”的扮演者彭岩亮，听他讲述北京曲剧《茶馆》背后的故事。

北京曲剧《茶馆》剧照。

青年曲剧演员挑大梁演《茶馆》

如今距离北京曲剧《茶馆》首演已过去二十四年，在此期间该剧分别于2009年、2014年、2021年进行过三次复排，与前两次《茶馆》由北京市曲剧团老一代艺术家坐镇相比，2021年的这一次复排，剧中主要演员则全部由剧团青年演员挑大梁。

彭岩亮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08级北京曲剧班，2012年进入北京市曲剧团，2014年《茶馆》复排时，当时作为青年演员的他便在剧中“跑龙套”。彭岩亮记得，在去年北京曲剧《茶馆》复排建组会上，导演顾威向全体演员提出“此次复排，能不能达到1998年的标准？”彭岩亮坦言，其实这句话对于演员来说压力很大，“尤其对于北京市曲剧团来说，《茶馆》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甚至当下很多年轻的北京曲剧从业者，就是因为看了《茶馆》才决定报考曲剧班，来学北京曲剧的”。

在彭岩亮看来，2021年复排《茶馆》时的剧团创作氛围是空前的，从没有一个戏即使演员下了排练场依然在苦练台词，对每一句唱腔都精益求精。“我们所有人对《茶馆》期望非常高，大家都努着一股劲想把作品演好。”也正是这样的精神，2021年复排版《茶馆》首演之后得到了导演顾威的认可，他对所有演员说，“大家演得非常好，没有把《茶馆》的精神丢掉。”彭岩亮表示，这次复排2021版《茶馆》时，导演顾威还为北京市曲剧团的风格重新进行了定义。顾威导演认为，北京市曲剧团以后排演的作品不再是“京味戏”，而应叫做“京派戏”，彭岩亮认为，仅仅一个字的改变，其实就已经将曲剧团未来的创作方向扩大了很多。

此次巡演的北京曲剧《茶馆》，剧中主要演员全部由剧团青年演员挑大梁。

采用大乐队现场伴奏

北京曲剧《茶馆》中，采用了幕间唱“世上总有一个盼”来串联全剧。“小明珠”在全剧出现三次，完成了全剧前后近五十年的时光流转，取代了话剧版中用来串场的人物“大傻杨”。在结尾处，话剧《茶馆》中已被评论为具有导演、表演手法的示范性处理——三位老人撒纸钱的戏，在北京曲剧中由三位老人撒纸钱时轮唱悲怆的“出殡歌”，渲染老人命运的凄凉和自嘲色彩。彭岩亮认为，虽然话剧《茶馆》这段戏的表演已经成为了永恒的经典，但北京曲剧更能体现当时三位老人的心情。作为剧中“常四爷”的饰演者，“撒纸钱”的重任都放在了彭岩亮的身上，导演顾威在排练这段戏时，要求他们三人在聊天过程中要有看淡一切的心境，进而通过这种情绪渐渐将高潮表现出来。在这段唱腔中，北京曲剧中一段清丽婉转的曲牌“鹦哥调”被戴颐生改成非常悲情的唱段，彭岩亮表示，每次台上当曲牌刚刚响起，台下的观众已经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

本次复排首演将采用大乐队现场伴奏的演出形式，乐队是否现场伴奏，从听觉上来看，也许观众的感受差别不是太大，但作为演员表演来说却大不相同。在唱与说、舞台调度的基本框架下，每位演员、每一段表演的情绪、节奏以及与对手演员的交流互动都有不同，这时乐队的现场伴奏就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彭岩亮认为，尤其最后三位老人聊天的戏，让他深切感受到乐队与伴唱人员对于这一幕起到的关键作用：“我们三个主演在台上演唱时，其实在下边的乐池里有20多人在伴唱，这时大家的心气全都牢牢地聚在一起，这对于此段表演的完成极为重要。因此我们每次唱完之后，大家都会说，乐队、演员、舞美与台下观众，四方心气全都聚在一起，这就是北京曲剧《茶馆》最大的魅力。”

在北京曲剧中由三位老人撒纸钱时轮唱悲怆的“出殡歌”，渲染老人命运的凄凉和自嘲色彩。

想让全国观众知道“北京有曲剧”

自北京曲剧《茶馆》1998年诞生以来，二十多年间已经走过很多城市，深受各地观众的喜爱。近些年受到疫情影响，北京曲剧《茶馆》已经多年没有走出北京，因此这一次7省8市16场的全国巡演对于北京市曲剧团，以及《茶馆》整个剧组尤为重要。彭岩亮回忆，《茶馆》在外演出最难忘的一次经历是在苏州大学，由于演出结束后观众太过热情，演员都来不及卸妆便为剧场外等候的观众不停地签名、合影，以至于在外等候的大巴车，整整等了一个多小时，当时造成了很大的轰动。

彭岩亮觉得，对于大部分没有听过北京曲剧这一剧种的外地观众而言，他们一定会对北京市曲剧团与北京曲剧《茶馆》充满期待。北京曲剧本身也是一个非常通俗易懂的曲种，并不像京剧、昆曲有一定的门槛，走到哪里相信观众都能像看话剧一样，听得懂。彭岩亮希望通过这次演出，真真正正地将北京曲剧这张北京的名片带到全国各地。“一直以来我们都有一个想法，不光让北京人来看曲剧，我们也要走出去，让全国的观众知道北京有曲剧。北京有这样一个文艺团体，一直在不断上演京派戏，擅长演老舍的戏。”

目前，北京市曲剧团已经排演了十二部老舍先生的作品，算是全国排演老舍戏最多的文艺团体。在全市扎实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打造“大戏看北京”文化名片的时代热潮中，一直以浓郁京味儿为剧种之根本的北京曲剧，今年迎来了剧种命名七十周年，为此北京市曲剧团也提出了“大戏看北京，北京看曲剧”这样一句响亮的口号。彭岩亮表示，“随着我们不断地到全国各地去巡演，北京曲剧传播力会越来越广，将来要把这句话变成‘大戏看北京，北京有曲剧’，这也将是我们始终坚持要去追寻的方向与目标。”

新京报记者 刘臻

编辑 田偲妮

校对 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