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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精微致广大的含义(尽精微,致广大)1

徐悲鸿，汉族，原名徐寿康，江苏宜兴市屺亭镇人。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曾留学法国学西画，归国后长期从事美术教育，先后任教于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和北平艺专。1949年后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擅长人物、走兽、花鸟，主张现实主义，与张书旗、柳子谷三人被称为画坛的“金陵三杰”。他一生节衣缩食收藏的唐、宋、元明、清及近代著名书画家的作品1200余件，图书、画册、碑帖等1万余件，全部捐献给国家。他的作品有《徐悲鸿素描集》、《徐悲鸿画集）、《徐悲鸿彩墨画集》等。

中央美术学院建院初期，徐悲鸿先生从《中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中选取“尽精微致广大”，用做教育理念。意思是君子既要致力于达到广博深厚的境界，又要尽心于精细微妙的境界。

一、“致广大，尽精微”与《中庸》

《中庸》本是《礼记》的一篇。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宋代的朱熹又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编辑到一起，作《四书章句集注》。从此，“四书”连同朱熹的注释，逐渐流行于世，并得到历代官方认可，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因而，作为“四书”之一的《中庸》，也可以说是传统士人心目中的“圣经”之一。

所谓“致广大，尽精微”在《中庸》中原文如下：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意思是：君子既尊崇先天的德行本性，又履行后天的求教学养；既达到广博的境界，又穷尽精妙细微之处；既达到高明的佳境，又奉行中庸之道；既温习已有的知识，又推知获取新的见解；既敦厚笃行，又崇尚礼仪，就到了极高明的中庸之道。

二、徐悲鸿的“致广大，尽精微”

徐悲鸿曾经明确强调孔子是他所崇拜的“巨人”，并声称自己信奉“孔子教”“孔子主义”。1955年，徐悲鸿中央大学时期的一个学生陈晓南在编《徐悲鸿的彩墨画》时曾经提到：

““致广大”、“尽精微”，是徐先生给他自己订的作画标准。意思是：一幅画要画得好，要做到远看不琐碎，近看是整体，就需要画家在表现对象时，要描写出它的内在的精神实质，舍弃它的外表上的细枝末节，这样，才能达到大气磅礴、意境宽大的地步。悲鸿先生的教学思想，可用他曾作为座右铭的题字“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见《中庸》）来概括。

他深刻理解到“致广大而尽精微”这个相反相成的关系，很恰当地运用在造型技术的教学上，让学生懂得：无论体察事物或表现事物，都要从整体出发，作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然后能概括其大要。“致广大而尽精微”在造型上说明了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色彩的统一和变化，也是如此。

三、博学广才、精研专一。

人要博学，涉猎广泛，博采众长，又要专注、专一。

博学广学，增强学习的系统性。“凡有所学，皆成性格。”实践证明，一个人的知识面越宽，考虑问题就越全面，对事物反应就越敏捷，就越容易在工作中创新。

精研专一。只有持续的专注于一个领域，一个人才能有所成就，因为只有专注才能产生穿透力，才能做到最专业，而只有专业的为他人提供服务，你才能拥有较强的核心竞争力。

首先，一个人的时间与精力是有限的，要想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使自己的价值最大化，那就要尽可能把所有的时间精力花在一个领域，当然到底选择哪个领域，这需要好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分析选择，只有当你把所有的心思花在一个领域上，你在这个领域才能实现你价值的最大化，换句话说，你才能够以有限博取你所能的无限；

其次，当今社会，竞争日常激烈，各行各业的专业化分工越来越明细，当社会经济由粗放转向精益求精，过去那些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泛泛而至将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需求，那些追求走马观花的“业余人士”将被无情的淘汰！

四、知行合一。

知难行易。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知识和行动的统一，良知和行动的统一。善学用学，增强学习的有效性。一方面强调道德意识的自觉性，要求人在内在精神上下功夫；另一方面也重视道德的实践性，指出人要在事上磨练，要言行一致，表里一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学习只是过程和手段，学以致用才是最终目的。

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现代管理学奠基人，被誉为管理学鼻祖，提出“想想我如何贡献，造福这个社会。”实践工作中，面对苦难磨练，不用在意，终究会学到精髓，学到一技之长。一生做好一件事，择一业，爱一生。珍惜并善于利用有限的时间。注重贡献和工作绩效。知人善用。善于发挥人之所长。并不做太多的决策，而做出的决策都是重大的决策。

致广大、尽精微。在达到“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至高人生境地之前，这个过程是必须要经历的。“广大”和“精微”是学习过程中两种不同的向度，其实两者之间又是相辅相成的，如果真正做到了博而远，那么深而精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而如果能够深而精，博而远也是指日可待了。而当二者都具备了，也就是真正做到“致广大而尽精微”了，就将达到中庸思想的最高人生境界：极高明而道中庸。

尽精微致广大的含义(尽精微,致广大)2

论“致良知”（一）

网络转载 源自 孔门之学 2017-07-28

阳明先生曰：“吾昔居滁时，见诸生多务知解，口耳异同，无益于得，姑教之静坐。一时窥见光景，颇收近效。久之，渐有喜静厌动，流入枯槁之病；或务为玄解妙觉，动人听闻。故迩来只说致良知，良知明白，随你去静处体悟也好，随你去事上磨练也好，良知本体原是无动无静的，此便是学问头脑。我这个话头自滁州到今，亦较过几番，只是‘致良知’三字无病。医经折肱，方能察人病理”。

“良知”一说起源于《孟子》。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致知”出自《大学》，《大学》首章曰：“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孟子首倡“良知”，阳明先生加上一个“致”；《大学》点出“致知”，阳明先生增补一个“良”。

孟子分一下知、行而说“良能”“良知”；阳明先生说“良知”，“良知”为“知行的本体”，“知”涵摄“行”。

孟子以“不学而能”“不虑而知”来说良能、良知，为学者做知行功夫指示一个本原，后天修学功夫须去尽这个本体，而不能从外面去袭取。

《中庸》四章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

知者与贤者之所以会“过之”，在于其不能反求诸己，去尽自家这个良知、良能。以心中本具的良知、良能来考察知者之“知”与贤者之“能”，这“过”即是“不及”。

阳明先生曰：“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在没有明确点出“致良知”之前，阳明经常相对于功夫而言“主意”或“头脑”，“主意”与“头脑”贯穿于为学功夫之终始，与“良知”同义。

如《传习录》102条：“为学须得个头脑工夫，方有着落。纵未能无间，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虽从事于学，只做个义袭而取，只是行不著，习不察，非大本达道也”。《传习录》26条：“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功夫”。

读儒家经典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明白了阳明先生立言宗旨，就会觉察到经典文本中有许多章节虽然没有直接点出“良知”二字，但从义理上考察，均不出此意。

孟子曰：“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道性善，告诫学者修学功夫的本原在内而不在外，也是在说“良知”，阳明先生所谓“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所要表达的意思，正是要让学问功夫契合心之本体。“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这是由“本体”而说“功夫”。“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原”，本原，“左右逢其原”，即开阖出入、流行发用须臾不离本体。

“左右逢其原”的对立面是“义袭而取之”。孟子曰：“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前一个“明”为动词，“明明德”作为修学功夫，便是“致知。后一个“明”为形容词，意味着光明为自家性德本具，同时暗示前一个“明”字，须向内用功夫，不假外求。“明德”作为本体，与“良知”异名而同实。

《大学》格物致知功夫，究其根本，即是让两个“明”逐渐走向统一。阳明先生曰：“孔子云‘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良知之外，别无知矣。故‘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今云专求之见闻之末，则是失却头脑，而已落在第二义矣”。

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孔子无不知而作，这前一句隐约说出了“知行合一”，此“知”义深。阳明先生曰：“孔子无不知而作，颜子有不善未尝不知，此是圣学真血脉路”。

孔子在后一句点出“闻见之知”，且认为“闻见之知”为“知之次也”，“德性之知”就呼之欲出了。落在德性上说“知”，即是“良知”。如《中庸》25章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

孔子点拨子贡：“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非也，予一以贯之”。孔子开示曾子：“参乎，吾道一以贯之”。“多学而识之”，此是“知之次也”。孔子两次强调自己是“一以贯之”，“贯”为下学功夫，“一贯”为良知本体。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生”通“性”，生而知之，即性而知之，《中庸》所谓“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生而知之，“知”与“性”合一，既是功夫，也是本体，故“生知”即是“良知”。

《中庸》曰：“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从功夫次第上说，常人先要从最低层次的“困知”做起，进而从“困知”过渡到“学知”，再经过一段“学知”功夫而上达“生知”。

值得注意的是，《大学》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中庸》云“诚者物之终始”，均说“终始”而不说“始终”。

“终”作为本原，是最后所要实现的目标，同时也在开端处，“终”即是“始”。应该说，生知乃是学知、困知成为可能的根据，必须把未来之“终”合于当下之“始”。如从本末这一对范畴考察，学知、困知功夫必须向内契合于“生知”本体，此“学”才有根本，不会落在知见上，不会陷于支离决裂。

《大学》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条目清晰、次第分明，朱子曰：“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

但《大学》分疏出三纲八目，不过是方便设教，后世学者如不善于领会义理，往往只注意“分殊”而忽略“一贯”，区分先后却不知终始本来合一，认为先去格物致知，而后诚意正心，如此则决裂内外本末，把功夫辟为两截。

阳明先生在《大学古本序》中说：“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格物而已矣”。阳明以“诚意”为格物功夫之头脑，“以诚意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如抛开“诚意正心”而说“格物致知”，“格物”便是“逐物”，“致知”则沦为“义袭而取之”。

以“诚意”为头脑去做格物功夫，功夫不离本体，这就是以“致良知”取代“致知”，对于“务外遗内”而因病用药，杜绝“义袭而取之”。

阳明先生主张“心外无物”，以心之所发为“意”，以意之所在为“物”。如此，也可以救正格物之学“务外遗内”之弊病。向外发散也是向内收敛，“格物”便是“正心”功夫，故曰：“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

阳明先生晚年讲学以“致良知”为宗旨，以“良知”来说心体，则“致良知”功夫不仅贯通“格致诚正”，还可以涵摄“修齐治平”。“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所谓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皆是各得其理而已。

其实，《大学》已经指出，“平天下”即是“明明德于天下”，故“修身”“齐家”“治国”分别是明明德于身、家、国。阳明说“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致良知”即是“明明德”。

论“致良知”（二）

网络转载 源自 孔门之学 2017-07-30

一

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此“学”字义浅，非孔门为己之学，成德之学。“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此“虑”为后天思虑，非《大学》“虑而后能得”之“虑”。

孟子曰：“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思”为天之所与我者，此“思”义深，近于良知。体会“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便知孟子正是主张要“思”。阳明先生曰：“知来本无知，觉来本无觉，然不知不觉则遂沦埋”。

“儒者之道，不从悟入”，孟子先以“不学”“不虑”来界定良能、良知，并不是鼓励学者悬空去顿悟良知本体。孟子点出“良知”，不但不排斥“学”，反而是为学问之道指示一个根本，告诉学者如何去“学”，如何去“思”。

在“良知”前面下一个“致”字，须体会阳明先生一番良苦用心。此“致”即《大学》致知之“致”，非孟子所谓“学”与“虑”，目的是让学者实实落落用功夫。阳明先生告诫王龙溪：“人有习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实用为善去恶功夫，只去悬空想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着实，不过养成一个虚寂，此个病痛不是小小”。但王龙溪背离师教，主张良知当下现成，不假工夫修证而后得，反以致良知“原为未悟者设”。

阳明先生提出“知行合一”，又认为“心、意、知、物只是一件”。良知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首句说“心”，次句说“意”，三句说“知”，末句说“物”，三四两句又分一个“知”与“行”，为什么阳明先生却说四句教“是彻上彻下语，自初学以至圣人，只此功夫”？

阳明先生说四句教是彻上彻下功夫，并一再叮嘱：“以后与朋友讲学，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王龙溪却认为四句教只是权法，未可执定，并自私用智另外提出一个“四无说”：无心之心则藏密，无意之意则应圆；无知之知则体寂，无物之物则用神。

王龙溪自以为是，自高自大，判四句教为“四有”，以“四无”凌驾于“四有”之上。阳明先生曰：“汝中之见，是我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见，是我这里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为用，则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王龙溪错会了阳明先生的意思，终其一生都沉浸在这句“表扬”中而不能自拔。在王龙溪看来，“四无”是接引利根人的，四句教是为“其次立法的”。

钱德洪先生在《大学问》序言中说：“师既没，音容日远，吾党各以己见立说。学者稍见本体，即好为径超顿悟之说，无复有省身克己之功。谓‘一见本体，超圣可以跂足’，视师门诚意格物、为善去恶之旨，皆相鄙以为第二义”。

其中，“好为径超顿悟之说”，“视师门诚意格物、为善去恶之旨，皆相鄙以为第二义”，正是批评王龙溪。“致良知”为王门立言宗旨，王龙溪竟宣称“致良知原为未悟者设”。阳明先生说四句教是彻上彻下功夫，王龙溪却以四句教为权法。

阳明先生尝曰：“曰仁，吾之颜渊也”。钱德洪先生一生谨守师教，护持师门正学，且笃实践履，可谓王门之曾子也。王龙溪不满师说，好高骛远，凌空蹈虚，乃王门之罪人也。

王龙溪有负于恩师教诲，不仅背叛了师门，还落入了禅学。王龙溪有许多话语与阳明先生近似，“弥近理而大乱真”。但要识别出“见在良知说”与“四无说”之空疏，并不容易。例如，牟宗三说“四有四无方圆备，圆教有待龙溪扬”，认为“四无”高于“四有”而判“四无”为究竟圆教。

二

孔子虽点出“生而知之”，但不认为自己是“生而知之”，只承认自己“好学”。子曰：“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孔子罕言“性”与“天道”，对于“学”字却反复论及，这正反映出儒家学问功夫之真切笃实，“上达”须从“下学”处用功夫，“生而知之”须从“困而学之”“学而知之”一步步做起来。

《中庸》全篇贯穿“率性之谓道”与“修道之谓教”两条义理脉络而展开，“诚者”、“至诚”与“生知安行”，为率性；“诚之者”、“致曲”与“学知利行”，为修道。《大学》分疏出三纲八目来阐发“学”之义理，在《中庸》即相当于“修道”或“学知利行”。但《中庸》区分“率性”与“修道”，不是要以“修道”功夫来反衬“率性”境界之高明。恰恰相反，“率性”（生知安行）既是功夫，也是本体，《中庸》其实是要以“率性”为参照来阐述如何去做“修道”（学知利行）功夫。

阳明先生曰：“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目的是行动的指南，即使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也要先确定目的地，然后才能动身。圣人是生知安行，贤人为学知利行，学者须从困知勉行功夫做起。士希贤，贤希圣，成为圣人便是学者修学的最终目标。“生知安行”既是功夫，也是本体，为“学知利行”“困知勉行”设定一个坐标系，当下做困知、学知功夫为“行”，确定未来所要实现的目标便是“知”。

但修学功夫毕竟与旅行不同，前者如《中庸》云“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后者如《老子》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旅行是一个线性延伸的过程，目的地与当下所处的位置是相互外在的关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行”即行路。“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行”为修道功夫与弘道事业，“远”为远大，落在“大”上，“远”不在“迩”之外，而是把“迩”涵摄在其中。“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正说明不能抛开困知、学知功夫而去追求“生知安行”之境界。

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阳明先生曰：“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于君子之修学功夫而言，虽然有先后次第，“生知安行”是未来要实现的目标，但这个目标在内而不在外，在我而不在人。换言之，圣人之“生知安行”不是外在的标杆，不是仰慕的对象，而是修学的内在根据。人之性善，是学问之道赖以存在的逻辑前提，明明德功夫不过是尽这个“至善”之本体。故“学知”唯有向“生知”上靠拢，才成其为“学”。否则，“虽从事于学，只做个义袭而取，只是行不著，习不察”。

常人之心散乱放溺，孟子指示一个初学入德之门，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以“求其放心”来界定“学”，虽然“学”只在于自反其心，但须要正确领会这个“反”的涵义。如果割裂内外，此心由外而向内自反，是找不到“性”或“中”的，不得其门而入，孔门之学可谓“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

孟子所谓“反”，不是反于“内”，不是抽象空间意义上的“反”，而是反于“中”，向自性上反，由“功夫”而复归“本体”。阳明先生曰：“夫理无内外，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讲习讨论，未尝非内也；反观内省，未尝遗外也。夫谓学必资于外求，是以己性为有外也，是义外也，用智者也；谓反观内省为求之于内，是以己性为有内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无内外也”。（《答罗整庵少宰书》）

“生知”或“良知”致广大而尽精微，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真正向自性上反求，当下即是，无内无外。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求耳”。由此可见，生知虽然高于学知，但又不在学知之外。《中庸》曰“极高明而道中庸”，生知高于学知，但又不是凌驾于学知而孤悬着，高高在上。生知为根本，统率而包融学知与困知，凡是“学”（知），皆是在生知中。

三

阳明先生反复强调立志的重要性：“夫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浚则流息，根不植则木枯，命不续则人死，志不立则气昏。是以君子之学，无时无处而不以立志为事”。阳明先生开示弟子：“汝辈学问不得长进，只是未立志”“难说不立，未是必为圣人之志耳”。

君子修学必立为圣人之志，如果以当下的状态为“始”，则圣人生知安行之境界为“终”，立志就是把未来所要实现的“终”拉到当下，彰显出来。阳明先生从知行合一的高度说“立志”，以“终”合于“始”，从修学功夫上说，即是由“末”反于“本”，故“立志”既是“知”，也是“行”。

《大学》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区分内外本末，又要贯通本末；实现本末一贯，则能致广大。分别先后终始，又要打通终始；实现终始无间，则能尽精微。“本末”与“终始”，只是立论的角度不同。

“始”在向“终”回归的过程中，才成其为“始”。离开“终”而言“始”，则“始”不成其为“始”。换言之，脱离生知而说学知，此“学”必然陷于支离决裂。

“终”统摄“始”，才彰显其为“终”。离开“始”而言“终”，“终”则孤悬。换言之，脱离学知而说生知，则生知必然凌空蹈虚。

从“本末”与“终始”上理清了“生知”与“学知”“困知”之间的关系，再来对比分析王龙溪“良知现成说”“四无说”与阳明先生“致良知”“四句教”，便知“良知现成说”乃是虚说良知，“四无说”看似高明，不过是“悬空口耳讲说”。

四

王龙溪说：“吾人一切世情嗜欲皆从意生。心本至善，动于意，始有不善。若能在先天心体上立根，则意所动自无不善，世情嗜欲自无所容，致知工夫自然易简省力。若在后天动意上立根，未免有世情嗜欲之杂，致知工夫转觉烦难。颜子，先天之学也；原宪，后天之学也”。

王龙溪判定学问功夫有两种：其一，从心上立根，天命之性，粹然至善，不须做为善去恶功夫，无思无为，易简省力，此为先天之学；其二，从意上立根则有是非善恶之对立，须做知善知恶、为善去恶功夫，此是后天之学。按照这个判定标准，“良知现成说”主张直接悟入良知本体，便为先天之学。而阳明先生以“致良知”为立言宗旨，教学者做为善去恶功夫，则是后天之学。

王龙溪这个判定标准纯属主观臆测，自私用智，荒谬透顶。好像对于一个本来只能做“困知勉行”的学者而言，有两种修学途径摆在他的面前，供他自由选择。“心”与“意”也被对象化、客体化，既可以选择从心上立根，入于先天之学，也可以从意上立根，入于后天之学。王龙溪数十年讲学，都是围绕“见在良知说”与“四无说”而展开，不过是自我标榜，唆使学者选择所谓先天之学这条路径。

“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边寻”。阳明先生说“心即理”，主张“至善只求诸心”，但同时阳明先生又说：“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传习录》277条）。可惜后人研读《传习录》，只对“心即理”“心外无事，心外无理”有深刻印象，而忽略“心无体”一句。正如徐曰仁所言：从游之士，闻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遗二，见其牝牡骊黄而弃其所谓千里者。

阳明先生曰“至善只求诸心”，并不是以“心”为内而以“物”为外。内外不能决裂，阳明先生只是以“心”为本而以“物”为末。反求诸己，向心上求理，只是对治义袭而取之。从功夫上说，所谓“自反”，便是由“末”反“本”，让当下修学功夫向“生知安行”这个本原上靠拢，从而使得修学功夫有个“头脑”。阳明先生曾反复表达类似的意思，例如：“为学须得个头脑工夫，方有着落”；“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上用力”。

真正向心体上用“自反”功夫，收敛也是发散，决不能像王龙溪所设想的那样直接体证到心体，并选择在心体上立根。心包太虚，心体本是致广大的，不在“内”，也不在“外”，而是心物一元、贯通内外的。真切笃实用“自反”功夫，这功夫本身只是心体呈现其本来面貌的一个环节而已。

王龙溪区分先天之学与后天之学，割裂内外，决裂心意，只是悬空去想个本体。悬置本体必然忽略功夫，正所谓“一切事为俱不着实，不过养成一个虚寂”。本体不可能成为功夫的对象，而功夫从属于本体，只是去尽这个本体，故功夫只是本体展现自己的一个内在环节。换言之，良知本体不可能成为“顿悟”的对象，决没有径超顿悟良知的可能性。“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盈天地之间皆心也”，只能在事事物物上印证自家心体，这是一个无限展开的开放过程。明明德于天下，“天下”即是吾心；家齐、国治、身修，身、家、国便是吾心。

阳明先生曰：“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所谓“心无体”，正是要破除这个悬空设想的本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即是在事事物物上不断涵养扩充此心，让心体从潜在走向现实。从“本”与“末”之间的辩证关系来研读这句话，就能更好地领会阳明先生所要表达的意思。阳明先生曰：“夫木之干，谓之本，木之梢，谓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以谓之本末”。既然心为“本”，物为“末”，唯有“本”贯通“末”，“本”才展现成其为“本”。此心不是孤悬一物，在做格物致知功夫的过程中，心体才得以彰显其存在，并不断得到充实涵养。

阳明先生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传习录》288条）“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与“心无体”同义，真正领会这句话的内在义蕴，王龙溪“良知现成说”就不攻自破了。

五

阳明先生以“致良知”为立言宗旨，“致”与“良知”相得益彰。不说“致知”而说“致良知”，推寻阳明先生立言之本意，正是以“生知”为参照来说“学知”“困知”，为“学”立一个根本，避免支离决裂。“致良知”以“良知”为头脑，修学功夫之才不至于支离决裂，正所谓“以良知指示至善之本体，故不必假于见闻”。

阳明先生曰：“不可谓未发之中，常人俱有。盖体用一源，有是体即有是用，有未发之中，即有发而皆中节之和。今人未能有发而皆中节之和，须知是他未发之中亦未能全得”。（《传习录》45条）

“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其为学问功夫之头脑，且人人胸中本具，但需要通过笃实践履来彰显良知。点出“良知”，只是让“致良知”功夫有个依止，有个归宿，并不是说良知为见在，作为客体现成地悬置在那里似的。离开“致良知”功夫，直接悟入良知本体，如何可能？不过是悬空虚说良知而已。王龙溪鼓吹良知现成，认为在“良知”前加一个“致”，此为后天修学功夫，于本体上便生障碍，太繁难，犯手脚，故相鄙以为第二义。

阳明先生曰：“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阳明偶尔也说“悟”，“悟”之涵义自然不同，并不排斥笃实践履功夫。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阳明先生曰：“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又曰：“是非两字，是个大规矩，巧处则存乎其人”。阳明所谓“悟”，需要结合“熟”与“巧”来领会，“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只是“致良知”功夫走向纯熟而入于精微。

阳明先生曰：“区区格致诚正之说，是就学者本心日用事为间，体究践履，实地用功，是多少次第、多少积累在，正与空虚顿悟之说相反”。而王龙溪说：“涓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太华岑，先师谓象山之学得力处全在积累，须知涓流即是沧海，拳石即是泰山，此是最上一机，不由积累而成者也”。

王龙溪出此言直接违逆师说。象山先生以“尊德性”为主，已经批评朱子之学支离，不料王龙溪又虚构出“最上一机”来贬低象山之学，对阳明先师也是大不敬。

阳明先生曰：“操持存养本非禅，矫枉宁知已过偏；此去好从根脚起，竿头百尺未须前”。“竿头百尺未须前”，只是说“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上用力，渐渐盈科而进”，并不是要废却操持存养功夫。王龙溪却说：“良知一点虚明，便是入圣之机”；“千古圣学，只从一念灵明识取”。

孔子曰“下学而上达”，孟子云“集义”。陆原静问“象山在人情事变上做工夫之说”，阳明先生答曰：“除了人情事变，则无事矣”。儒者之道，不从悟入，更有何“虚明”与“最上一机”？

阳明先生谆谆告诫：“吾侪用工，却须专心致志在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上做，只此便是做尽心知天功夫之始”。又曰：“尽心知性知天者，不必说存心养性事天，不必说夭寿不贰、修身以俟，而存心养性与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答聂文蔚》）

“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为困知勉行，“存心养性事天”为学知利行，“尽心知性知天”为生知安行。这两句话贯通本末终始，可谓殊途同归。

前一句为“原始反终”，所要表达的意思即是：“生知安行”之境界须从“困知勉行”功夫做起，“困知勉行”功夫入于广大精微，便是“生知安行”。

后一句为“终则有始”，“生知安行”虽极高明，但也是广大悉备、真切笃实的，非如王龙溪所谓“只从一念灵明识取”。“生知安行”涵摄“学知利行”与“困知勉行”，相对于“学知”“困知”并不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聂双江担心“尽心知天者废却存心修身之功”，阳明先生一语点破：“是盖为圣人忧工夫之或间断，而不知为自己忧工夫之未真切也”。

尽精微致广大的含义(尽精微,致广大)3

●段华明

习近平主席在2022年新年贺词中情真意切，饱含深意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也绝不是一马平川、朝夕之间就能到达的。我们要常怀远虑、居安思危，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致广大而尽精微’。”这道出了当今我们最应坚持的精神状态和追求的目标境界，为干事创业提供了重要方法论。

“致广大而尽精微”出自《中庸》。《中庸》是儒家经典之一《礼记》的篇目，相传为战国时孔子之孙子思所作。《中庸》第二十七章曰：“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意思是，君子既要尊崇道德修养又要讲求知识学问，既要致力于达到广博境界又要尽心于钻研精微之处，既要追求高大光明的境界又要把奉行不偏不倚作为修养。这集中体现了儒家中庸之执两用中的基本含义。

“致广大”和“尽精微”是需要同时发力的两个向度，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宏观与精细并存，乃是一种极其高明的和谐。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致广大”是善于登高望远，胸怀大局，以系统思维、战略眼光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在纷繁复杂中洞悉规律、辨明方向，在发展大局中找准定位、明确重点，从而因势利导、行稳致远。

细节决定成败。“尽精微”是凡事求落实、求具体、求细致、求效率、求质量。执行中跟进、检查、监管、控制，盯住过程，注重结果。多些精益求精的执着，消除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稳扎稳打，善作善成，积微成著。干事业做工作的过程是从细节中来、到细节中去的过程，内在包含着举措细化、执行到位。务必要把控好细节，落细落到位。什么是细节？就是细心、细致、细化、精确、精细、精准。

致广大而尽精微是成事之道。“尽精微”的目的是为了“致广大”，而“致广大”的结果又促进“尽精微”。把政治经济、宏观微观、战略战术有机结合起来，既大处着眼，又小处着手，做到谋划时统揽大局，操作中细致精当，方能事半功倍地达到既定目标。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教授